免疫学&社会

改写自bilibili@大圆镜科普

在18世纪，天花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疾病，患者要么变成“马脸怪物”，要么就是死亡。然而，在乡间流传着一个近乎神奇的说法：被温和的牛痘“祝福”过的挤奶女工似乎与天花达成了某种神秘的豁免协议。她们虽然手上常长满牛痘的脓疱，但脸上却光洁如初。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听闻这个传说后，心中燃起了一个大胆且疯狂的念头：我们能不能主动与“小魔鬼”牛痘签订契约，来换取对“大魔王”天花的抵抗权？

1796年，詹纳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他从一位女工的牛痘脓疱中刮取了一些脓液，然后将其划入一个8岁男孩的皮肤。男孩如期发烧，但很快痊愈。真正的考验在六周后到来：詹纳给男孩接种了真正的天花病毒（人痘）。这在当时无异于谋杀，但幸运的是，男孩安然无恙，天花病毒对他毫无作用。詹纳的“巫术”奏效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舆论风暴。皇家学会拒绝了他的论文，反对者用漫画将他描绘成一个恶魔，画中接种了牛痘的人们身上长出了牛角和牛蹄。但詹纳没有退缩，他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研究，并在自家后院建起一间“牛痘神庙”，免费为穷人接种。他用源自拉丁语“牛”的“疫苗”一词为这项技术加冕。历史最终站在了詹纳一边，1980年，天花这个肆虐人类千年的瘟神被彻底消灭。然而，詹纳并不知道这契约为何有效，他只是勇敢地推开了一扇门，门后的世界依然漆黑一片。

80年后，两位性格迥异的巨匠才真正点亮了门后的世界，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免疫究竟如何作战的世纪论战。一位是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1879年夏天，巴斯德的助手在假期前忘记给实验用的霍乱病菌培养皿注入新鲜的病菌，培养皿在实验台上放置了整个夏天。等到秋天，再用这些“过期”的病菌做实验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鸡只是轻微发病就痊愈了，而且再去接触新鲜病菌时竟也不再犯病。巴斯德意识到，暴露在空气中的病菌变弱了，但仍保留着某种保护力。由此，他制造出了第一支通过人工驯化获得的减毒疫苗。

1881年，巴斯德在普伊勒堡进行了一场公开实验。他给50只羊中的25只注射了炭疽减毒疫苗，然后让所有羊都暴露在致命的炭疽杆菌中。结果如他所料，未接种的羊几乎全部死亡，而接种的羊毫发无伤。巴斯德向世界证明，我们可以人为地制造出“陪练”来训练我们体内那支名为“免疫”的军队。

但真正让巴斯德名垂青史的是1885年那个傍晚。9岁的约瑟夫·梅斯特被疯狗严重咬伤，狂犬病一旦发作无药可治。绝望的母亲带着孩子找到巴斯德。巴斯德面临着职业生涯最艰难的抉择：他不是医生，没有行医执照，他的狂犬病疫苗也只在狗身上试验过。但最终他决定赌一把。接下来的十天，他连续13次为男孩注射从兔脊髓中提取的减毒狂犬病疫苗。尽管男孩被咬已经过了约60个小时，但在巴斯德的治疗下，他最终康复了，甚至后来成了巴斯德研究所的看门人。

同一时期，在显微镜的另一端，一位脾气古怪的俄国人正在观察一个更加离奇的现象。相传在1882年圣诞夜，俄国生物学家梅契尼科夫在自家花园做了一个小实验。他将一根玫瑰刺扎入透明的海星幼虫体内。第二天，他发现无数游走的细胞像愤怒的卫兵一样蜂拥而上，将那根刺团团围住，试图将其吞噬。他意识到，体内一定存在一类吞噬细胞，专职吃掉细菌等有害入侵物。于是，免疫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以德国科学家为首的体液派坚信，免疫系统靠的是弥散在血液里的化学武器；而梅契尼科夫的细胞派则将全部荣耀归于那些贴身肉搏的细胞部队。论战异常激烈。德国科学家嘲笑梅契尼科夫的理论是“原始的细胞吃细胞”，在学术会议上，梅契尼科夫则舌战群儒，眼中喷火。历史最终以一种最富智慧的幽默结束了这场争论：1908年，诺贝尔奖同时颁给了这对“生死冤家”——梅契尼科夫与体液派的代表埃尔利希。答案不言自明：我们体内的军队既拥有精密的化学武器库，也拥有一支英勇的地面突击队。

如果说此前的故事都是关于我们如何识别并消灭敌人，那么20世纪带来的则是一个更令人不寒而栗的谜题：当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时会发生什么？免疫学的先驱埃尔利希曾断言，生物体内一定存在某种机制，防止免疫系统自相残杀，但现实远比理论残酷。医生们遇到了越来越多无法解释的怪病：健康的孩子突然无法利用糖分，在极度消瘦中走向死亡；年轻女性脸上出现诡异的蝴蝶状红斑，全身器官莫名衰竭。在这些病人体内找不到任何细菌或病毒。直到20世纪中叶，科学家们才发现，这些患者的血液中存在着针对自身组织的抗体。免疫系统会把自己的细胞当作入侵者，发动一场没有敌人的永无休止的内战。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是这样一场终极的背叛，免疫系统对细胞核发起了总攻，将整个王国拖入一片火海。在一型糖尿病患者体内，免疫系统则将生产胰岛素的细胞当成了必须铲除的叛徒，格杀勿论。

至此，我们才触及了那个真正令人不安的真相：免疫系统的首要任务或许并非保卫，而是定义“自我”。它用一套充满暴力的“敌我识别”机制，在混沌的物质世界里强行划下一道“我与非我”的界限。而这个划界的行为本身就注定了它的偏执与悲剧。过敏与自身免疫病便是这套暴力定义法合乎逻辑的必然延伸。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作为生命体最根本的悖论：我们因脆弱而渴望建立边界，却又因这个边界而备受折磨。这种内在的生物学层面的悖论几乎不可避免地被我们投射到了外部世界。回头看看我们建造的城市、制定的法律、创立的国家，是否也只是我们内在免疫系统的一种社会性复制？我们用它们来抵御外部的“病原体”，来划定“我们与他们”的边界，却也同样因此深陷于战争、偏见与文明的“自身免疫病”之中。

所以，那个最深层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们这个由无数内在战争塑造而成的脆弱的“自我”，究竟该如何与一个充满“非我”的世界相处？当守护者与毁灭者本为一体时，我们又该如何定义真正的健康与和平？这或许才是免疫学在教会我们对抗疾病之外，抛给21世纪的最沉重的回响。